“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”是“婚恋资本主义+封建主义”的恶果

“山西大同强奸案”，最有警示的意义的是，婚恋资本主义已经丢弃了“礼俗”这一封建主义遮羞布，将亲密关系赤裸裸地展示金钱面前。从此以后，人们不再相信礼俗，当然也更不相信所谓的浪漫和爱情，婚姻和恋爱就是一场交易。

今日的婚恋过程，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，都已经被资本主义给殖民了。只不过，人们还是保留了一点体面，希望婚恋关系还有一点遮羞布。在城市，浪漫主义和爱的话语流行甚广，婚恋资本主义是被一整套的浪漫主义逻辑所掩盖的。一个男孩对一个女孩爱不爱，在于他会不会制造浪漫，而浪漫的唯一衡量标准就是资源投入：精力和金钱。所谓的礼物，都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。比如，砖石有几克拉，奢侈品有多稀缺。

在乡村，城市浪漫主义话语已经侵蚀到了婚恋过程中，男女青年也习得了资本主义的婚恋逻辑。他们一样要过各种节日，一样要相互表达爱意。只不过，他们的浪漫，是建立在父母的“体面”基础上的。如果没有父母的鼎力支持，男女青年根本就没办法践行那套浪漫主义逻辑。如此，乡村的婚恋资本主义，还裹着上一代人所坚持的礼俗这一遮羞布。所谓“三金”，你可以说是浪漫的表达，也可以说的礼节，但本质上是定金。

我们在一些农村地区调查发现，订婚和其他婚恋环节，都是以类似“夸富宴”的形式呈现的。男方家要将巨额的彩礼扎成花样，将各种礼品堆满车子，浩浩荡荡开到女方家去。父母要了“面子”，年轻人要了“里子”。为子女结婚尽力，是不少农村父母的人生任务。他们为此倾家荡产，这个判断一点都不为过。

“彩礼”这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民俗语言，现如今早就被撕破了文化遮羞布。在很多乡村地区，彩礼就是男女双方讨价还价的载体。男女双方根据对方的条件，年龄、学历、外貌、婚史、收入，最关键是家庭条件（父母职业、家产、兄弟姐妹数量），再根据一定的计算公式，得出彩礼数量。比如，男方如果是独生子，彩礼可以降一点；如果男方父母有养老金，彩礼也可以下降。

在婚恋过程中，双方家庭要关注如此多的变量，真是要耗费心机。人们首先得甄别信息真假，最怕对方隐瞒个人信息，进而影响自己的定价准确性。而最有效的甄别方式是，女方一开始就喊高价，如果对方好不犹疑，大概率条件不差；男方可以一开始就高调亮出自己的家底（如城里的房产），在婚配市场上可以抢得先机。    

麻烦的是，大多数人在婚配市场中，并没有绝对优势。今日的乡村相亲行为，已经完全市场化了，“媒人”本质上就是经纪人，他们抽取佣金，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。但是，他们往往也制造资本主义规则，灌输一套算计的逻辑。人们得在交易过程中不断调整策略，防止自己吃亏，尽量占据对方好处。并且，是交易就有就有风险。为了避免避险，男女双方一开始就要相互计算对方的底牌，婚恋过程中的每个环节，双方都要“结算”一次投入产出，只要“亏”了，就得想办法谈条件。而只要认准了对方失去了筹码，就不惜算计对方，在下一步关系发展中占据优势。

这个案例里，几份“白条”之赤裸裸，契约所彰显的资本主义逻辑，让人吃惊。订婚日所签订的婚约，明确约定了18.8万的彩礼以及一年后房产加女方名字的要价，并确定根据婚恋进展进行分期兑现，以及明确了违约责任。案件发生后，双方也是依据这一契约的兑现进行博弈的，如男方曾在对方报警的时候，同意提前在房本上加上女方名字。

我们在这个案件中可以发现的是，尽管双方家庭都按习俗进行，却只是把习俗当作载体而已，双方内心里面只是把对方当作交易对象，甚至是博弈对手，根本就没有把对方当作亲密爱人和亲家。这也就容易解释，一旦双方有意见，都在寻找最有利于自己的谈判砝码。以至于，“生米煮成熟饭”的软武器、法律的硬武器，都被双方拿来当作博弈策略。

在笔者看来，婚恋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事实，其实是可以接受的。正如都市里常见的婚恋故事，无论多么狗血，但它只是故事主人公之间的私事，并不影响社会利益。无非是说，当男男女女在这场游戏里都练就了一身本领，相互之间甚至都可以高手过招时，婚恋的性质发生了改变。婚姻家庭可能不是港湾，的确是一场历险，但这场历险，只是个人体验式的，大家对结局是有预期的。

但戴上了封建主义“礼俗”遮羞布的婚恋资本主义，则是不可接受的。因为，这些在表演浪漫的男男女女们，是以算计男方父母的财产作为主要目的的。所谓的彩礼和嫁妆，无非是接着婚恋提前转移上一代人的财产，如此而已。尽管，从传统角度看，为人父母有责任为子女结婚成家作准备。但年轻人认可的却是遮羞布下的资本主义算计逻辑，这无论如何都不道德了。

法律上以维护权益名义做出裁决，无非是给婚恋资本主义的逻辑盖上合法性的印章而已。它可能比礼俗好听一点，但掩盖不了铜臭味。